近期，一批以“xx档案”为书名的图书亮相图书市场，如红旗出版社的《钓鱼台档案》系列、改革出版社的《红色档案》系列之二、江苏美术出版社的《百年档案》系列等。这些图书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作者或编者在书中利用了大量源于档案馆的档案资料，有的甚至是直接以档案史料作为书籍内容的一部分。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档案已经开始成为书业界开发利用的又一重要出版资源。
近几年，书业界与档案界的联系，已经突破了仅是出版史志书籍和出版学者利用档案得出的学术成果的界限，档案作为一种出版资源的利用价值开始显现。例如，契合了世纪末人们的怀旧情绪的“老”字号书籍，其中相当一部分直接利用了档案馆中的史料，而且读者和市场也认可了这种资源开发的形式。虽然，这类书籍的编者的初衷只是把档案史料作为一个利用的介质，但就是在这种无意识之中，却开发了一个丰富的出版资源，并且使之与大众流行文化市场联系起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研处曹必宏先生认为，从档案资源中完全可以开发出通俗的大众性读物，如人物传记、历史知识读物、文学书籍等，而且在市场化的今天，大众化应该成为档案资源进一步开发利用的主流。
档案作为出版资源的可行性，显然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也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但正如一些业内人士指出的那样，出版界对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还处于盲目和无意识阶段，档案作为出版资源的价值还未引起书业界的足够重视。北京市档案学会理事长王国华认为，首先是因为人们的社会档案意识还不够高。社会上许多人，也包括出版工作者，不了解档案的内容，不了解档案藏品的意义。加上，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事业，像图书馆、博物馆那样向公众开放，才是近几年的事情。不少人以为档案馆是保密部门，不了解它对社会的重要价值和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档案信息的开发利用出现了综合性、多层次性、广阔性的特色，许多地方的档案部门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拓展以档案为内涵的服务活动，以适当的经济手段“盘活”档案文化资源。出版界利用档案资源已经有了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档案资源本身的特性，既决定了它是潜在的出版资源，也加大了出版界开发利用档案的难度。由于特定的档案对于历史事物的揭示角度相对单一，对历史事件的概括性较差，从而要求出版界在挖掘符合市场和读者口味的图书选题时，必须在新颖性、独创性上下工夫，从司空见惯中发现不同寻常之处，能够化平淡为神奇。江苏美术出版社的顾华明先生认为：“我们在挖掘出版资源时，面临的难题不是资源本身，而是如何实现跨时空的组合，把原来不相干的档案资料，能动式地组合起来，在一定意义上形成相辅相成的共享空间。”档案资料并不存在独占性，同样的档案资料对于全社会来说都是共享的。怎样在特定的文化层面上对档案进行一种全新的思想文化整合，抛弃了传统史书的撰写模式，不仅仅是强调思想性，而且也考虑到阅读主体的能力，以趣味性的形式输出思想性的内容，从而实现“高品位的通俗读物”的出版宗旨，是出版界在开发档案资源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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